中美贸易战中的坚韧者、幸存者、胜利者
2018年，美国政府对价值超过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了关税。为规避购买中国商品所附带的高额关税，许多美国买家开始转向其他供应商。这一转变让美国企业及其中国合作伙伴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但并非所有行业的公司都受到同样的影响。
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全球供应链。面对这种局面，领导者如何判断，哪类合作伙伴最有可能经受住考验？他们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增强自身应对这些风险的韧性？
为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分析了超过300对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前后均有业务往来的中美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均受到关税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每一家供应商，我们跟踪了三个关键属性：
创新能力：以企业持有的发明专利数量进行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CSR）：采用和讯数据库的综合CSR指标进行衡量（和讯是中国最权威的评级机构之一，其CSR评级基于企业报告和其他数据来源）；
政治因素：以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作为衡量依据。
此外，在后续分析中，我们还将这些属性与类似指标（如，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代替发明专利数量，以及用慈善支出代替和讯评级）进行了对比，结果证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
最后，我们利用彭博SPLC和CSMAR数据库中的交易数据，针对数据集中每一对合作企业计算了它们在贸易战前后进行的交易的价值，并将这些数据与未受关税影响的类似企业对进行了比较。由此，我们量化了我们所跟踪的三个因素——即创新能力、企业社会责任和政治因素，并证实了它们在贸易战期间对企业继续开展业务合作的影响。
尽管本研究以中美贸易战为实证背景，但我们认为，这些经验教训同样适用于全球供应链中任何面临贸易政策变化的企业，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第二任期中承诺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其他伴随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出现的经济地缘政治问题。
如何增强应对贸易战的韧性
通过分析，我们有了几个关键发现。首先，在数据中，各家公司的美方买家与中方供应商之间的交易价值在2018年后下降了18.42%。其次，我们发现，中方供应商越具有创新性或社会责任感，其交易价值下降得就越少：在创新性和社会责任感上高出一个标准差，其交易价值就能分别多出32.48%和28.58%。最后，尽管政治通常能为企业带来一定优势，但我们发现，政治因素越高，其交易价值下降得也越多。
那么，这对领导者意味着什么？从宏观角度来看，研究发现表明，贸易战对各企业的影响并不相同。相反，贸易战很可能以可预测的方式对不同企业产生不同影响，为供应商、监管机构以及买家提供了若干实际可行的启示。
供应商
首先，研究表明，为了在日益紧张的贸易摩擦环境中构建韧性，供应商应当优先推动创新、加大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并对政治保持敏感。
［ 优先考虑创新 ］
在创新方面，有几项战略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从而增强面对贸易战的韧性：
1.投资研发。面对因进口外国技术而导致的限制或成本上升，增加对本土研发能力的投资可以显著降低供应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从而保持其创新能力。例如，在美国限制了华为获取生产网络和通信设备所需的关键组件后，华为加大了本土研发投入，自主开发了芯片，并致力于实现这些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得益于这些投资，华为在2018年的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三菱、英特尔和高通等主要竞争对手。
2.关注先进制造技术。此外，在决定投资哪些研发技术时，供应商可能会受益于优先采用更先进的制造系统和工具，而不是仅仅依赖传统方法。从自动化和AI到3D打印及智能机器人等数字化制造技术，供应商公司可以战略性地聚焦于更尖端的方案，提升效率和创新能力。例如，美的集团作为中国主要的电器制造商，已经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入，甚至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从而利用库卡的技术改造其生产线。
3.技术来源多样化。除了投资于自身的研发能力外，供应商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或投资于传统市场之外的全球科技中心，从而实现技术来源的多元化。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可使企业获得更广泛的技术和创新流程。例如，中国无人机公司大疆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设立了研发中心和运营团队，并与众多国际企业、研究机构及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样的举措使大疆能够接触到全球领先的专家和技术，帮助其保持在无人机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4.利用消费者数据。最后，供应商可以利用大数据更好地了解消费者偏好、优化产品设计，并针对不同市场定制产品，从而增强其竞争优势。例如，阿里巴巴通过其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来识别消费者行为和趋势，使其能够在多元化的业务板块中实现快速高效的创新。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显示，贸易战开始后，阿里巴巴与美国买家之间的交易反而有所增加，这表明该公司具备较强的韧性来应对挑战。
［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
当然，创新只是我们研究的三个因素之一。研究发现，在贸易战中，供应商也采用了几种战略来提高其企业社会责任。这些策略包括：
1.保护环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环境责任。为保护环境，供应商可以探索更可持续的生产工艺，这些工艺能够减少废料并提高能源效率；公司也可以争取ISO 14001等认证，以证明其符合全球环境标准。同时，公司还可以开发可重复使用、可回收的产品，或采用再生材料制成的产品。例如，联想在整个运营和产品生产过程中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在包装和制造过程中大量使用再生材料，这不仅提升了联想作为可持续发展领袖的声誉，也有助于缓解贸易冲突的影响。
2.与群体互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可持续性，而这只有通过与群体进行互动才能实现。无论是通过投资群体发展项目；支持企业所在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社会项目；还是与非营利组织及其他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企业都可以通过主动与群体互动来提升其社会责任表现。例如，阿里巴巴成立了阿里巴巴基金会，并开展了阿里巴巴扶贫计划，旨在通过教育和技术创新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在贸易冲突的大背景下，阿里巴巴通过这些举措，仍然实现了销售的稳步增长。
3.确保供应链符合道德标准。供应商不仅要对自身负责，还必须确保整个供应链的经营原则遵守道德规范。这意味着企业需实施严格监管，确保整个供应链遵守劳动法和人权标准。同时，企业也要推行公平贸易的做法，提升供应链中的工人的福利，并采用追溯工具确保材料采购的透明度。例如，腾讯的供应商管理政策旨在将环境和社会标准纳入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估中，这些环境和社会实践帮助腾讯有效应对了贸易战带来的挑战，并显著提升了其子公司的业绩，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
4.坚持良好治理和透明化。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离不开良好的治理和信息的透明化。为建立和维持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企业应在财务报告和日常运营中披露所有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和数据。例如，华为之所以能成功应对贸易战，部分原因在于其对社会责任的高度承诺。华为每年发布详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详细说明其在数字普惠、环境保护以及健康和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努力与成果。
5.为员工争取权益。最后，不要忘记为员工争取应有的权益。为了确保员工能够获得应有的权利和福利，企业应致力于改善劳动条件、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投资于员工发展，并营造包容性工作环境，拥抱多样性，为所有员工提供平等机会。例如，海尔因其创新的管理实践而备受赞誉，这些实践赋予各级员工更多自主权，营造出一种包容与尊重的氛围，从而显著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和生产力，有效减轻了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 对政治保持敏感 ］
我们研究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政治。我们发现，政治因素对企业也有一定的影响。为应对此影响，企业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1.所有权结构。改变所有权结构可以让企业显得更加独立，这在涉及应用于国家安全的行业尤为重要，因为这些领域的企业往往对供应商的选择更加谨慎。例如，中国联通最初为国有企业，但最近开始向市场化转型，在公开股票交易市场上市了其部分业务。同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也使其投资者基础更加多元化。
2.国际市场。企业可以通过拓展国际市场，来减少所受到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百度在硅谷设立了技术实验室，使公司不仅能吸纳全球人才，还能向全球展示其对国际合作的承诺。
3.管理层全球化。最后，供应商可以全球化其高层管理团队。前迪士尼高管凯文·梅耶（Kevin Mayer）曾在2020年短暂担任TikTok的CEO，而中国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也任命了台积电的资深人士蒋尚仪担任执行董事兼副董事长。
监管机构
当然，单个供应商能做的毕竟有限。为了增强本地经济韧性，政府也应采取措施支持供应商在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
在创新领域，中国政府已实施了多项政策，旨在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比如为利用新型5G技术的企业提供补贴。研究表明，中国对绿色技术的补贴远远超过美国和德国等领先制造商的水平。中国还在AI和机器人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鼓励专利质量而非数量的提升。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国也推行了多项政策，旨在鼓励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了企业采取更可持续的经营方式和更好的公司治理，重点包括：与全球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接轨、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以及增强对全球经济波动的抵御能力。中国2021年的五年规划也明确承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目标是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鼓励在更清洁的技术和更可持续的实践方面加大投资。此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从2020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和经营活动中披露其面临的环境风险及缓解策略，而2018年颁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则对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征税。
采购商
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为了更准确地评估自身在贸易战中的韧性，采购商应充分分析其对关键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虽然企业的风险评估通常侧重于与自身能力和本地经营环境相关的风险，但当今，许多公司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这就带来了与贸易限制以及其他国际问题相关的一系列风险。
因此，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企业应优先考虑从不同地区的多个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和产品，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通过这种方式扩展供应商基础，企业可以降低因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而带来的脆弱性。当然，与少数高度创新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供应商合作有诸多优势，但我们的研究强调，在不确定时期，企业需要权衡依赖单一还是多元供应商所带来的利弊。
不过，我们的分析仅聚焦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因此，虽然发现可能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地缘政治冲突，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来证实。此外，研究对象仅限于大型企业，尽管研究成果可能同样适用于中小企业，但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研究表明，在贸易战之后，更具创新能力或更具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继续与美国采购商合作。所以，为了在贸易战中增强韧性，供应商应当优先关注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并对政治保持敏感；监管机构应当支持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而采购商在评估自身韧性时，也应考虑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
范迪是香港理工大学时装与纺织学院的副教授兼助理院长。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可持续运营管理和全球供应链管理方面。姚咏仪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的战略与创业学教授。她目前的研究主要探讨社会认知和情感制度与全球及数字经济中战略和创业成果之间的关系。马鹏程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及企业国际化战略方面。崔林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管理研究院的战略与国际商务教授。他的研究主要探讨制度环境与企业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在跨境背景下的互动关系。
